一、高校教育輿情事件綜述 2018年3月26日，武漢理工大學（以下簡稱“武理”）在讀研究生陶崇園墜樓身亡，29日其家人在網上控訴導師王攀長期壓迫陶崇園，占用學生時間到家中洗衣買飯，逼迫其稱自己“爸爸”，阻礙學生繼續找工作等行為，導致學生自殺。事件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微博話題“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事件”閱讀量187萬，知乎相關問題關注度6萬余。事件發生一周后，4月8日，武漢理工大學微博發出正式處理通報，停止王攀教授研究生招生資格，并關閉了該條微博的評論功能，但網民并沒有停止對于武漢理工大學以及相關部門的追問。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北航”）和西安交通大學（以下簡稱“西安交大”）也發生過性質相似的輿情事件。2017年12月26日，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被發現投河自盡，家人表示，在楊寶德失蹤時他們曾聯系其導師周某尋求幫助，但并未得到回應。2018年1月8日，楊寶德姐姐發布長微博稱楊寶德之死是由于導師周某“奴役”所致，輿論嘩然，西安交大相關人士回應此事正在調查中；1月19日，西安交大針對該事件回應稱，校方已對周某進行嚴肅批評教育，并取消了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資格。此時據事發已過半月，輿情多質疑和批評。 2018年1月1日，羅茜茜在網上實名舉報北航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曾性騷擾自己及其他女大學生。當天北航在官方微博上發表聲明，稱已第一時間成立了工作組，迅速開展調查核實，并已暫停陳小武的工作。1月11日，北航發布對陳小武的調查結果及處理意見，決定撤銷其職務和研究生導師資格。網民多給予了正面評價。 武理與西安交大出具正式通報時，網絡輿情已呈現強烈的負面傾向，對學校、教授猜疑不斷；北航的處理則相對獲得了好評。其中，三校的回應時間是影響輿情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關于高校教育輿情回應的問題剖析 武理與西安交大在事后半個月的時間內，無任何回應，任由輿論負面化情緒化，引發“漣漪效應”，致使一次單純的輿情事件演化為對本校乃至全國高校師德師風的信任危機和對于高校導師體制的批判。武理與西交大事件不是個案，說明高校在面對負面輿情事件時，如果不能及時進行輿情回應，容易落入被動，進而影響高校形象和口碑。而北航在事發當日即作出表態，并在短時間內給予了符合網民心理預期的處理辦法。兩相對比，或可剖析高校在面對負面輿情事件時，沒有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的原因。 1.網絡輿情傳播環境復雜。網絡輿情傳播環境的復雜，對于高校輿情事件的回應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低的包容度。網絡空間相對于現實環境具有更強的開放性、時效性，輿情傳播環境寬松，可容納觀點增多，輿情事件容易引發網民的集中討論。在武理與西交大事件中，家屬在網絡上控訴導師使輿情第一次熱潮化，而高校的不回應則加速擴大了網民對于高校的負面情緒，迎來了輿情的第二次熱潮，尤其是武理事件發生后不久，南京大學快速處理了一位涉嫌性侵的教授沈陽，同類事件雙方應對速度對比明顯，讓武理再度成為輿情焦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學之所以能夠快速處理是因為其本身并不是事發所在學校，無需耗時對沈陽是否導致女學生的死亡進行調查取證，只需要盡快彌補自己在聘用教師這個行政層面上的錯誤即可。網民希望高校第一時間拿出態度，發表聲明，而高校在缺失事實信息的情況下無法做出有力回應，雙方的矛盾焦點從學生死亡轉移到高校的回應速度上，原本正常的調查取證時間在網絡環境下被放大為拖延和回避。互聯網使事件的傳播速度加快，但并不意味著對于真相的調查有所幫助，反而會降低網民對于等待調查結果的耐心和容忍，主觀上認為高校的回應“慢”。 2.高校對輿情發展沒有充分認知。高校是否會在事發后主動即時地回應網民關切，意味著高校是否理解輿情，這反映出高校對于網絡輿情的認知水平。越了解網絡輿情生態，對于網絡輿情的走向和趨勢的預判能力越強，對于輿情主體的呼聲的感知越深入，應對的主動性和針對性就更高；反之，則主動回應的可能性就越低，即便回應也不能滿足輿情主體的需求點，容易拉遠自己與輿情主體的距離，使輿情走向脫離控制，失去輿情主體的信任。在輿情主體（即網民）看來，事件沒有調查清楚并不是保持沉默的理由，他們往往將是否主動回應和高校的態度相關聯，因此高校如果對輿情發展的情況沒有一定的認知，會忽視輿情主體的呼聲，錯過最佳回應時機，從而只能在日后給輿情主體留下被動回應的印象。 3.輿情應對機制運用不成熟。北航在2018年1月1日，即事發當天、法定節假日就對輿情事件作出了第一份回應，這表明北航有著有完善的輿情監測以及對預警機制的熟練應用；而西交大是在事發近半月學生家屬發布控訴微博，并引發輿情熱潮之后才第一次做出回應；武漢理工則重“堵”而不重“梳”，微博中大部分相關話題無法搜索，轉發微博被刪除屏蔽，微信公眾平臺發布的文章因涉及敏感話題違反規定被刪除等。其《情況通報》發布后，評論數量達到三萬余時官微禁止繼續評論。說明武理在面對負面輿情時，應對簡單粗暴，第一時間不作官方回應反而急于封堵言論，引發網民反感心理，也說明其對于輿情應對有誤解。輿情應對機制的運用，體現出高校對于負面輿情事件的及時處理能力。即便能夠充分地認知和了解網絡輿情，缺乏一定的應對能力也只能是紙上談兵。網民對武理與西交大的輿情幾乎呈現“一邊倒”的趨勢，說明其在輿情應對機制的運用上還不夠熟練。 4.事件調查取證時間長。除了以上分析的幾點主觀因素，武漢理工和西安交大無法快速回應的客觀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武理和西安交大的輿情事件焦點集中在學生的死亡原因上，而學生親屬在網絡上提供的單方信源并不足以證明學生死亡與涉事教授有直接因果。因此，關于學生死因以及其與相關教授的關系需要一定時間進行調查取證。在沒有掌握充分事實的前提下，高校首先成立專門小組進行調查，不參與輿情爭論的做法可以理解。同時，武理與西安交大的輿情事件當事人已經死亡，無法提供最有力的的證明，也為事件的調查以致定性增加了難度；北航能夠快速進行回應并做出處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舉報人羅茜茜在事前準備了充分證據，包括聊天記錄、音頻等文件，并聯系了多個受到教授性騷擾的大學生提供證據支持，事實調查完備，為高校后續審理提供基礎，也節約了時間。因此從客觀角度來看，高校回應速度受到事實層面調查時間的制約。 三、高校負面教育輿情應對的建議 1.態度積極，敢于面對。當負面輿情事件發生，高校第一時間不能給予網民準確的結果和處理答復時，不被動等待調查結果，而是主動告知網民處理進度。表明態度比維持沉默更易獲得網民的理解和信任，官方的出面有利于遏制負面輿情的傳播，尤其是阻止一部分極端主義者在網絡中匿名發表煽動言論，加劇輿情偏向。其次，網絡空間的開放程度使一味“遮掩”“封堵”只會適得其反，嚴肅透明的處理才能為高校挽回聲譽和形象。負面教育輿情的確暴露出高校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只有主動面對問題、分析問題，才能避免同類事件一犯再犯。直面問題反映出高校處理問題的決心，對于輿情主體的不安、焦慮等負面情緒起到安撫作用，也為社會做出表率。 2.建立輿情常態化監測及模擬應對機制。高校需要重視網絡輿情的理論學習，提高對于新的信息傳播環境下教育輿情的認知和了解，并建立全方位多圈層常態化的輿情監測，設立專業部門，聘請專業人士負責輿情互動，主動及時回應輿情主體需求。常態化的輿情監測有利于高校第一時間針對輿情信息進行預判并作出決策，預防輿情事件惡化，及時疏導網民情緒，尤其是化解網絡輿情場域的“怨氣”。 對于某一學校來說，負面教育輿情事件發生頻率并不高，如何應對是對于高校輿情理論學習的“考核”，需要一定的實際運用，避免在負面輿情事件突發時陷入手足無措的狀態。高校可以設計特定輿情事件，進行專項模擬應對訓練，及時發現輿情應對的漏洞并改進，提高“實戰”能力。 3.培養“意見領袖”作為輿情傳播窗口。從社會控制論的角度探討，引導和管理是網絡輿情應對的基本策略。管理作為“硬控制”，依賴于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而高校和有關部門則更需要注重引導方式的完善。網絡輿情通常以情感訴求為先，且容易產生“群體極化”現象，目前在輿情應對中，常常出現“硬”有余而“軟”不足的現象，說明如何引導教育輿情是現階段的一個缺陷。“意見領袖”是傳者與受者的中介，在加工和解釋輿情信息，在輿情主體中產生支配和引導方面有積極作用。建立高校的教育輿情傳播窗口和品牌，有意識地培養高校及相關部門輿情“意見領袖”，從而潛移默化地塑造和擴散高校教育輿情的正面形象，是引導輿論的有效措施。 在突發性的輿情事件面前，“意見領袖”首先可代表高校發揮積極回應的作用，做好輿情引導和應對的第一步；在發布官方正式正式聲明時，熟悉輿情主體的需求點，耐心解釋處理方式和結果；當輿情事件進入平緩期后，注意追蹤后續輿情是否出現異化，積極跟進輿情方向，從而協助高校爭取社會的理解和認同。 四、總結 高校教育是國家民族發展的奠基石，本就被寄予極高的關注和厚望，尤其是一旦發生負面性事件，往往能夠引起網絡輿情的強烈反響。在網絡環境下，高校面對負面輿情事件時，如果缺乏應對經驗，可能會處于被動地位。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不斷分析和細化相關案例，借鑒各類媒體環境下應對輿情的有效經驗，提高高校對于網絡輿情的認知，梳理總結出多種可行的應對路徑；另一方面，面對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作為輿情主體，也需要提高媒介素養，理性看待各類信源，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作為高校方可以有意識地訓練在校大學生的媒介素養，開設相關課程普及相關知識，從而逐步優化全社會成員的理性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