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本质是社会动员,对政权和制度或者发挥巩固与支持作用,或者产生破坏与反对作用。舆论安全,意味着舆论作用正向、传播有序、阵地可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网络舆情表现较为活跃,争论政治化、公开化、全民化的倾向提升。网络的普及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兴起,极大地鼓舞了网民“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同时,也出现泛意识形态化炒作的倾向。

此外,舆论场上涉官涉腐等话题,激发了网民对公权力的狭隘想象和偏见陋识,一些民生话题动辄上升到体制层面,舆论场攻防愈发激烈。不过,网络意识形态正面“亮剑”也成效初显,主流舆论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解读也出现了新气象。相关部门应增强政治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谨防舆论情绪的线上线下联动,造成一般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激化趋势。

民生类舆情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多重因素的叠加,激发起公众内心朴素的同情心。泛滥的同情心折射到舆论场上,即体现为对各类诉求的变相纵容,“我弱我有理、你穷你牛逼”成为舆论场之殇。此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顽疾,但相关问题的治理需要长期布局、制度完善和公众信任感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

民生诉求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普通群体(个体)临时性维权,比如:业主与地产公司纠纷集体维权、农民工讨薪维权、教师群体聚集维权等;二是特殊利益群体常态化维权,比如:P2P等涉众型金融利益受损群体发布煽动性、行动性、聚集性信息,参战老兵、企业军转人员等涉军群体不时发布动员性信息,企业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问题引发新的利益群体维权等。

综合来看,治理时效的长期性与公众对矛盾诉求的短瞬爆发性难以兼容,且在群体话语权争夺、社会中下层代入情绪增强、全国热点带动等多种因素的联动下,2019年民生领域的舆情“多点串爆”表现将更明显。

公共治理舆情中隐藏着的、未公开表达的情绪、态度、立场和意见,应该得到社会管理者足够重视,否则很容易从网上发酵,最终走向现实社会,由虚拟的网络舆情发展为现实的矛盾危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升,而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却不断凸显,给市民造成的生活不便和压力情绪持续累积。在热点事件的刺激下,城市规划、交通拥堵、排水系统、公共卫生、环境治理等与民众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势必会挑起当地民众的情感共鸣和共识诉求,激起公众对生活质量和政府作为的不满,引发舆论对当地政府城市管理能力的拷问。

各地政府应将相关领域的舆情管理前置,对公共领域可能产生发酵的问题,早评估、早判断、早发现、早应对,及时介入化解网民负面情绪。

教育领域是舆情危机的高发地带,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涉及公众根本利益,公众对教育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舆论场关于校园安全、教育制度、地域差异、师风师德、价值观等话题的争论一直高烧不退;二是公众逐渐形成了教育系统的形象坏点,诸如教育贪腐、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漏洞百出、师德师风沦丧下滑、育人机制僵化等负面刻板印象逐渐固化。

涉及教育的各种网上言论和事件往往关注度高,易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利用,具有情绪表达、主题偏激、焦点游移、攻击体制等传播特点,如果处理不及时或者处理不当,将会给职能部门、教育机构和教学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舆论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司法应有的独立性。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舆论是否会影响司法,而在于如何影响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司法,以及在移动互联的大背景下司法机关应当如何抉择。

实际上,司法舆情与社会戾气呈伴生关系,这也导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做法”等极端言行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网民轻则对热点案件发表观点,重则对其直接裁判,“舆论绑架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也从现实社会移植到网上,网络正义在众生喧嚣中变了味。

司法舆情是网络群体事件的“沃土”,网民在个案中掀起关于阶层固化、社会安全以及司法体制等话题的大讨论,社会管理者在个案正义和舆论干预中不断摇摆,进一步传播了社会悲观情绪,形成群体极化,也让民众对司法公正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近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医患冲突也愈演愈烈,暴力伤医、杀医,医闹等事件时有发生,给医患双方带来巨大伤害。

医患冲突类舆情有三大特点:一是医患双方强弱势角色互相转换,患方是诊疗过程中的弱势方,但作为“弱者”更容易得到舆论的支持,使公众站到与医院相对的立场;二是医患双方互信趋于崩塌,在严峻的医患关系和新媒体传播的大环境下,医疗卫生舆情事件双方如临大敌,一句话、一个眼神乃至一个动作,都可能增加猜疑空间,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三是医患双方均趋向非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网络舆论导致话语权失衡,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医方的误解,患方倾向医闹等暴力维权行为,院方倾向巨额赔偿等息事宁人方式,医患双方均缺少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

当前,民众在各种心理、生活压力及焦虑状态下,人身安全已成最基本的生存底线。舆论场不乏诸如“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新鲜空气和清洁水源已成为奢侈品”等调侃,当这种累积情绪遇到了极端个案,就会爆发为对环保等问题的集中讨伐。

近年来,环保类舆情正负面比例均衡,环保部门在环保问题上的持续发力、积极回应处理得到了舆论的普遍认可,向好势头逐渐形成。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一些地方大型项目的深入,公众的邻避心理、环境诉求、个体利益等问题也会随之敏感,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相关领域的舆情热度,需要政府提前做好舆情的管控引导。

在环保类项目传言中,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解读不能及时跟进,民间先入为主被误导后,反过来倒逼政府“刚正面”。2019年,环保类舆情热度不减,核心事实如何定性、责任切割如何划分,都是考验地方政府“舆商”的敏感因素。

当前,我们处于媒体格局剧烈变革期。一方面,互联网环境下自媒体、直播平台、知识论坛成为重大舆情出现的新发酵源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均在报道形式、发布渠道、新闻载体等方面合作竞逐;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已突破了地域限制,这对新闻媒体的融合突破、创新能力、策划引导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客观而言,传统媒体衰落乃是不争的趋势,大批传媒精英的出走导致编辑团队青黄不接。在市场利益的追逐下,个别媒体也依然难以摆脱抢时效、标题党、来源不明等问题。与此同时,网络直播、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崛起,数量多、范围广、监督难、影响大,由于“把关人”角色弱化甚至缺失,往往为了逐利,碰瓷热点、营销炒作,成为干扰网络生态的严重隐患。2019年,预测网信部门将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遏制负面信息发酵,进一步夯实清朗网络空间的基石。

金融舆情不因特定的事件引发,只是舆情主体基于各自的知识结构和信源渠道,对未来金融趋势和格局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基于这种预测产生各种观点、情绪、态度。

金融舆情静海深流,如果社会管理者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与问题缺乏深入正确的认识,就有可能被金融舆情的“灰犀牛”假象所迷惑,最终陷入熟视无睹甚至麻木冷漠的应对误区。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针对金融业运转中所发生的特定具体事件、突发事件,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或突发性。比如:升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调整引发舆情波动以及相应的金融市场波动;资本市场的权威信息或谣言传播引发的舆情波动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变化;产品形态、客户投诉、工作作风等舆情事件对相关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们把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重大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因其爆发性和冲击性,会在舆论场产生大量的消极、悲伤等情绪,短时间内提升舆论对信息的渴求度。

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中,“大道不畅、小道必猖”伴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发酵,在自媒体舆论的介入下,舆情往往纷繁交错,极易形成“情绪洪水”和“雪球效应”,舆情处置的“争分夺秒”将尤为重要。

此外,随着极端自然灾害天气发生频次的增多、全国各地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以及突发事件的复杂性,能否满足公众多点需求、形成政务联动的处置合力,这将成为政务舆情应对新的要求和趋势,也是广大“阅卷人”考量政府网络执政能力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