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席卷整个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我国的媒体秩序。在传播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舆论场不断扩大，更具多元化、融合化、复杂化、“地下河”化等特征。舆论场的变革，其中包含了诸多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对于舆论场的科学建构势在必行，通过构建理性、和谐、包容、开放的舆论场，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 舆论场重构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置条件 舆论场重构在很大程度实现了舆论生态的优化、舆论秩序的规范以及舆论格局的进一步完善，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体制创新、自治机制构建、工作稳固与风险化解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 舆论场重构在于优化舆论生态，引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良好的舆论生态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证，它一方面能够提高社会认同，涵养社会心态，平衡社会发展中各个阶层的心理状态，以求达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融合；另一方面能够凝聚社会治理能量，提高社会凝聚力。通过优化舆论生态实现舆论场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制创新。 舆论场重构在于规范舆论秩序，奠定社会自治机制基础。无规则不成方圆，规范舆论秩序，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管理作用；另一方面，还需构建健全的舆论传播管理制度，实现他律建设。通过规范舆论秩序，奠定社会自治机制建设的良好基础。以此来促进社会他律与自律的融合，持续改善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和谐之处。 舆论场重构在于完善舆论格局，促进社会工作稳固与风险化解。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工作的有效进行，必须要强化舆论引导，不断完善舆论格局，以此进一步稳固社会基础，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一方面，增强对舆论场构建各参与方的引领与管理，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警和应急处理，保证舆论场域的稳定；另一方面，强化对群众合理诉求的理解与分析，通过社会公信力强的机构或平台发布权威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给予公众表达空间，有效化解舆论危机。 舆论场重构的框架体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高度一致 舆论场重构需要构建一定的科学框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涉及价值道德、规则运作、法治自治等多个层面，归根结底还应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高度一致。 重塑价值与道德体系。价值体系重塑，应充分发挥主流价值观的作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错误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加强监控，将错误价值理念的“浊流”截断。而道德体系重塑，是对个人操守以及社会公德观念、行为的改进与完善。对于舆论场道德体系的重塑来说，一是应该从道德准则入手，构建舆论场良好的道德环境与舆论风尚。二是从道德规范入手，构建舆论场规范平台运营体系，强化从业者道德责任。三是以道德口碑入手，发挥榜样力量。 健全规则与运作体系。健全规则体系是对舆论场规则弱化与缺失的有效控制与治理：一是要针对舆论场的发展变化与主要环节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促进形成稳定、可靠的舆论生态。二是要针对舆论场中出现的无序失效规则进行合理清理，从而达到清除混乱、统一标准的目的。三是要针对舆论场的规范需求，进行全面精准的管控，避免出现规则“盲区”。运作体系重建是对舆论场运行环境实现监督管控与开放包容的综合性体系。其一要落实舆论场管理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运营管理者的监管责任与社会责任。其二要强化舆论场动态监督体系作用，对突发舆情实现及时有效的应对与处置。其三要构建舆论场内活动运行信用体系和惩治机制，要求公民诚实自律，对失信行为应予以处罚。 完善法治与自治体系。完善法治体系是现阶段保证舆论场安全的必备条件，也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当务之急。一是应完善行政管理体系，维护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避免出现违法行为。二是应强化司法机关的监管作用，对逾越法律的不当管控行为等舆论场涉法涉诉案件进行独立处理。而目前舆论自治体系相对于法治体系来说更为羸弱，推动自治体系构建，是舆论活动自律能力提升的关键。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各类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构建可行性高、操作性强的共同协防体系，有效应对舆论场多变的行为。 舆论场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得益彰应做到“六个统一” 舆论场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而言，起到了基础性的前置作用，两者之间若能充分融合、相互协同，达成“六个统一”，更能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良好效果。 他律与自律统一。舆论场管理应同时构建“自上而下”的他律管控体系和“自下而上”的自律自治体系，他律与自律之间应达到高度统一。首先，双线运行，合力实施。外部以他律进行管控，内部以自律自主解决冲突问题，满足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其次，上下协同，明确目标。通过信息互换、资源共享，强化他律管理效能，优化自治维护管理过程。最后，双向贯通，互为均衡。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实现相互贯通，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制衡，从而从根本上化解冲突与矛盾。 德治与法治统一。舆论场的监督约束在内需要德治，在外需要法治，德治与法治应高度统一。首先，构建完备的德治与法治体系，内外共进，以此为依据建立完善的舆论场监督约束体系。其次，促进德法相容，以德治促法治。明确德治、法治各自的边界、职责以及结合点，以德治为基础，强化“道德臧否、信用升降”带来的影响认识，促进舆论行动自觉。最后，强化法治规制，为以德治理清除障碍，提高舆论场内的自约束力。 整体与部分统一。舆论场的监督与约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具体的实施应实现整体与部分的高度统一。首先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体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场氛围；其次应分清主次，既要凝聚力量又要发挥矫正作用；最后应包容塑造，提高对主流舆论的引导和宽容，对其加强塑造，消除其中的消极声音与负面噪声。 线上与线下统一。网络时代，舆论场的监督约束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此时应做到线上与线下的高度统一。首先应以规则先行，构建舆情监控即时体系，实现全天候的持续整治；其次应线上线下监管互动，通过机构、队伍、资源、职能以及运营的多级多层面互动，实现规范约束力的扩大；最后应全面覆盖舆论场空间，从空间布局入手，构建线上线下舆情快速应对机制，及时阻断不良影响。 常态与动态统一。舆论场监督约束不仅需要应对日常静态的不良影响，还要应对突发多变的动态事件，做到常态与动态的高度统一是关键。首先，全面监管舆论场常态行为，重点处理动态行为，加强管人管事，完善动态化数据控制体系；其次，顺应舆论场变化的基本规律，稳定异常的动态变化点，共同维护舆论场秩序；最后，加强对动态舆论场行为整合，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治标与治本统一。舆论场重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首先，要加强治标，对已经形成的舆论场动荡事件以及危害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事件及时遏制和处理。其次，基于治标条件下强化治本。以道德准则和法规约束逐步渗透，针对问题找出病灶并及时处理。最后，基于治本活动助力治标。发挥社群、团体的辐射作用，传播正能量，提高舆论场自我净化能力，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