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網絡輿情, 政府該如何著手

摘 要： 網絡為公眾拓寬信息來源、提供交流溝通平臺的同時, 也給政府的公共治理帶來了挑戰。當前, 網絡輿情表現出傳播機制的復雜化、參與主體范圍的擴大化和運行規則的系統化特征。對此, 政府應從意識形態領域著手, 創新治理理念;應從單一到多元, 形成協同治理模式;應從線性到系統, 形成生態治理機制。

關鍵詞： 網絡輿情; 政府治理; 善治;

當前, 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和交流觀點的重要平臺, 隨之, 網絡輿情演化為一種新的民意空間與社會力量。在缺乏網絡道德約束、社會法律規制的環境下, 網絡輿情容易出現情緒化、復雜化和放大化的問題, 這給我國社會治理帶來了不小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在此背景下, 如何完善網絡輿情的治理, 成為新時代強化網絡治理能力的重大課題。

網絡輿情新特征對社會治理提出新要求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 新時代網絡輿情的特征也隨之產生了新的變化, 具體表現為傳播機制的復雜化、參與主體范圍的擴大化以及運行規則的系統化三方面, 這些特征對我國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新時代網絡輿情傳播機制的復雜化表現為混沌現象與蝴蝶效應相輔相成。混沌現象是系統內各子系統進行不規則運動, 表現為行為態勢難以確定、行為過程不可重復, 以及行為的隨機性特征。蝴蝶效應是基于動力系統的連鎖反映, 初始條件的細微調整將會影響到整個系統, 并且最初的細微影響將會隨著時間與事態的發展, 影響范圍與影響程度日益擴大。網絡輿情在自身的演化過程中, 同時表現出了混沌效應與蝴蝶效應,在完全開放的網絡系統中, 在外部治理條件弱化的情況下, 網民對于網絡事件將會產生充分、自由的討論與溝通, 討論的時間內容具有不特定性的特征。同時, 在討論與溝通的過程中, 網民表達個人思想與情感的方式也并不特定, 最終其造成的網絡輿情結果也存在不確定性的特征。隨著網絡討論的深入發展, 網絡輿情對于網民的情緒影響將會由個體行為發展為群體現象, 在此過程中如果任由事態的發展, 群體現象最終將會演變成新的社會事件, 并且網民的情緒隨著事態的發展會表現出波動性。

新時代網絡輿情參與主體范圍的日益擴大化。隨著中國的網絡生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我國的網絡輿情參與者從最初的受眾對象專業人士已經擴大到范圍更廣的網絡參與群體。最初由于網絡與電腦設備的普及程度不高, 網民通常呈現出專業化、精英化的特征;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 網絡信息功能的強化進一步提高了網民的數量, 逐漸改變了人們信息獲取的習慣, 網民范圍迅速擴大。當下, 隨著大數據信息的發展, 網絡提供的內容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外加網絡規模的極速擴張, 我國網民學歷結構與總人口學歷結構的比例也愈發接近, 網絡社會與現實生活的相似性也日益提高。

新時代網絡輿情運行規則呈現出了系統化的特征。由于網絡的開放性特征, 導致了網絡輿情較少受時空約束限制。在網絡輿情的生態系統中, 政府治理、網絡平臺、網民群體成為三個主要的子系統, 政府借用網絡手段參與社會事務治理, 是網絡突發重大事件的治理責任主體;網絡平臺作為網絡輿情的提供者以及網絡規則的制定者, 負責網絡秩序的運行與網絡內容的把關;網民群體作為網絡輿情的直接受眾, 形成了不同的網絡集群, 造成了網絡輿情內容的非均衡性。隨著網民數量的增加, 網民素質參差不齊也造成了網絡輿情應對反應的差異化, 給政府治理進行對象識別帶來一些困難。

隨著網絡輿情特征發生變化, 助推了網絡空間的增長, 對政府的公共治理壓力形成了“倒逼機制”。與此同時, 網絡輿情也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機遇, 具體表現在:其一, 網絡輿情有利于社會多元意見的表達, 為政府進行民意調研、與民眾溝通提供了更為便捷有效的手段。其二, 網絡輿情有利于促進政府政務信息的公開, 為政府從“管理”到“服務”角色的轉變提供了有效途徑。隨著政府政務信息公開程度的增加, 提高了政府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工作效率。其三, 網絡輿情有利于發揮公眾對政府的監督作用, 約束政府行為,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提升網絡輿情治理效率的思路及對策

從管理到治理, 轉變思想理念。面對網絡輿情產生的社會性事件, 政府應當從傳統的管理理念轉變為治理理念, 強化網絡輿論的疏導工作,避免因語焉不詳、強力制壓而爆發更多更深層次的群體性問題。首先, 政府應當從“硬性管理”轉變為“柔性管理”。在面對因為網絡輿情而造成的社會矛盾、問題, 政府應當聽取民眾意見的表達, 以化解矛盾作為工作的出發點與著力點。其次, 政府應當提高服務意識。政府應當建立“顧客導向”, 面對政府與公眾“最后一米”的距離, 以互聯網為手段, 下沉公眾服務能力, 以人民群眾的滿意度為衡量工作成果的重要標準。最后, 政府應當加強網絡治理的頂層設計。面對網絡輿論中涉及到觸犯國家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 應當從法律層面上予以堅決打擊,作為網絡輿情治理的“底線”。

從單一到多元, 形成協同治理模式。面對網絡輿情運行機制的系統性特征, 政府應當從治理的單一主體過渡到多元主體的共同治理, 在堅持以政府為主導的治理理念下, 形成多元協同的治理模式。首先, 尊重網絡輿情系統的運行規則。在面對網絡輿情系統的自發性規制生成的過程中, 政府作為子系統, 應當遵循客觀的系統規則生成規律。其次, 積極引進網絡平臺參與治理。由于網絡平臺直接參與了網絡輿情的內容公布、網絡規則的制定等系統行為, 政府加強與其協同合作, 可以提高網絡輿情的治理效率。最后, 主動接受社會公眾的輿論監督。信息時代社會公眾對于政府行為的信息不對稱性有所降低, 同時隨著公民意識的增強, 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意愿通過網絡平臺也得以體現, 政府應當主動接受社會公眾的輿論監督, 提高政務信息的公開透明度。

從線性到系統, 形成生態治理機制。我國傳統的行政體制機構設置和網絡輿情的開放性與非時空性的特征存在矛盾與沖突, 由于行政機構體系的垂直化與條塊分割的管理特征, 造成了政府面對新的治理需求過程中易產生“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尷尬局面。對此, 我國政府在強化網絡輿情的治理過程中, 應當結合網絡生態特征, 從線性垂直管理機制轉變為系統性的管理機制。首先, 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面對網絡輿情的非時空性特征, 政府應當轉變現有的垂直行政管理體系, 強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作用。其次, 優化行政權力配置。政府在面對網絡輿情治理的過程中, 應當重視行政權力的“賦權”與“制約”關系, 重視基層組織對于網絡輿情風向動態的把控、第一時間處理以及向上級反映的作用, 及時賦權。同時, 利用政務公開的管理規范制度, 約束政府政務信息的選擇性公開行為。最后, 營造健康網絡生態環境。在完善網絡法律制度的基礎上, 培育網民的理性參與能力, 提高其自我約束意識, 豐富網絡社會的治理方式。

將互聯網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 有序引導網絡輿論, 成為政府實現“善治”的必然選擇。政府應當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以“尋求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的理念來對待網絡輿論的公眾參與性問題。面對更為復雜化的網絡生態系統, 政府應當與網絡生態的其他子系統形成協同治理模式, 積極引進多元主體參與, 提高網絡輿情的治理水平。

參考文獻

(1) 翟云:《網絡輿情治理的未來愿景、現實困境與實現路徑》, 《行政管理改革》, 2015年第1期。

(2) 張佳慧:《中國政府網絡輿情治理政策研究:態勢與走向》, 《情報雜志》, 2015年第5期。

(3) 劉偉:《論轉型時期我國網絡輿情治理的思路與對策》, 《理論與改革》, 2016年第3期。

來源： 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 作者：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