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四中全會要求：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專家論證是“重大行政決策”不可或缺的環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指出：要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 智庫（The Think Bank），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的專業研究機構，也譯成“思想庫”，用中國民間的大白話就是“智囊團”。 輿情監測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項智能化信息服務，以強大的搜索引擎技術作支撐，橫跨新聞傳播學、輿論學、社會學、心理學、公共管理、數理統計等學科。那么，輿情監測能否成為一種新型專業化智庫？ 有人會覺得，輿情監測來源于互聯網公開平臺上的信息，是否有學術情報、政策情報價值？英國情報專家魯伯特·阿拉森說過：“任何一個西方情報機構的信息源，85％以上都來源于公開材料，比如報刊雜志、外交報告等，其次才來源于軍事偵察、衛星影像、通信信號等。”輿情監測雖然使用的都是公開的數據源，其實也不是公眾都能掌握的。新聞跟帖、BBS、微博、SNS社交網站中，大量的是非結構化數據，這些數據的抓取、聚類和語義分析有很高的技術門檻，非具有較強技術和傳媒實力的專業機構不能承擔輿情追蹤、解讀和研判的重任。在智庫傳統的研究手段，如德爾菲法、成本效用分析等之外，輿情監測的智能化搜索技術、數據挖掘和文本分析，可望豐富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段。 （“新型智庫”與“輿情監測”兩詞新浪微博月討論量變化趨勢，統計時間：2013年11月－2014年11月，單位：條） 傳統決策咨詢制度的瓶頸 傳統的決策咨詢制度，由于體制內外渠道發展不平衡，政府內設研究部門有過大的話語權。 在新中國歷史上，各級黨委政府普遍設立研究室，圍繞黨政中心工作以及主要領導所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為領導決策和指導工作提供依據和政策措施建議。最輝煌的“樂段”之一，是改革初期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 它研究中國農村振興之道，主持起草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奠定了三十多年中國改革的堅實基石。在室主任杜潤生的主持下，吸納了王岐山等一大批有上山下鄉經歷的年輕人，還聘請了習近平、劉源等特約研究員，腳踏實地地研究農村問題。知名學者王小強回憶這段工作經歷時，深有感慨地說：“在岸上指手畫腳，這里毛病，那里失誤，不等于能把中國農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設身處地，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調查研究，不僅道路、性質，而且戰略、政策，甚至關鍵性的操作步驟。” 然而，在一些地方，政策研究的功能退化，研究室的主要職能限于起草綜合性文件和領導同志的講話。而一些體制外的研究機構，由于不了解領導機關的運行情況，對策研究免不了隔靴搔癢，有時缺乏可操作性。 近年來有些地方的智庫，更像老干部、老專家退休返聘的第二職業。網友“莫佳慶”直言不諱地說：“新聞報道某地成立了一個智庫聯盟，仔細一看，老同志加老牌子湊一起，換湯不換藥。缺乏獨立性、中立性，智庫就是個口號而已。” 公共治理的預警信號 在一些重大建設項目中，除進行投入產出比、環境影響評估等可行性研究，還需要輿論影響和民意承受力評估。如，在廈門、大連、鎮海、江門、茂名等地PX項目中，地方政府從倉促上馬到最終下馬，缺少完整的決策咨詢研究。而這方面，基于互聯網的輿情監測業務可以幫助地方政府及時把握民意的脈動，捕捉輿論的異動，并借助互聯網新媒體展開民意說服工作，化解項目實施的輿論阻力。 以互聯網為主力平臺的輿情監測，具有社情民意風向標和公共治理預警信號的意義，可測量社會的和諧度與穩定系數。反過來說，熱點輿情的頻率和烈度，提示著當下社會矛盾的對抗性和潛在的破壞性。 輿情監測的升級項目 互聯網輿情已引起各級政府的普遍重視，輿情監測平臺和輿情分析報告需求量仍較旺盛，但市場將逐步趨于飽和。輿情監測業務能否提升為“網絡智庫”服務，增加業務的智慧含量？現有的輿情產品和服務可以轉型或升級，如互聯網大數據的挖掘、智能化搜索引擎、網絡平臺上的公共關系管理、社交媒體傳播，都可以納入“網絡智庫”范疇。它的功能還可以進一步拓展：基于互聯網信息的民意調查和政治傳播、市場調查和市場營銷、重大建設項目和施政的民意評估、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和博弈的平衡調適等。 新型智庫的基本條件 在我國，智庫有黨政部門、社科院所、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和企業、社會多個運作主體。新型智庫的建設，需要在市場需求、研究氛圍、技術支撐、團隊建設等多方面創造條件。 一、民主是科學決策的前提。 當前，迫切需要培育“智庫思想市場”。 各級領導機關能否實行決策咨詢的項目招標制度、研究成果的采購制度？ 大學智庫與政府機構之間能否形成流動機制？政府注意從智庫機構選拔行政干部，“學而優則仕”；一些領導干部也可以改行做智庫研究，以豐富的公共管理經驗“仕而優則學”。經驗表明，這樣便于智庫與政府決策者進行溝通，進而影響政策制定；智庫憑借與官方決策的特殊關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可在國際政治溝通中發揮獨特而又重要的外交作用。 中國智庫思想產品需要有更為寬闊的國際視野，并成為中外民間溝通的重要通道。 二、輿情監測成為新型智庫的底氣：民意＋數據。 輿情監測轉型提升為專業化智庫，一個突出優勢，就是接地氣、曉民意，比某些學院派的智庫更多地了解社會生活實際和各方利益訴求，比某些體制內的智庫更有勇氣直面轉型期的社會矛盾。 輿情監測擁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所艷羨的海量數據。特別是互聯網“三巨頭”BAT數據（百度搜索、阿里巴巴的電商數據、騰訊的微信和QQ），加上新浪微博，這幾家“大數據池”構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全息地圖，從中可以了解中國人的思想和商業消費行為，在宏觀的數據規模上精準地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脈搏。 例如，住建部在2012年、2013年確定了兩批共193個智慧城市試點。利用阿里巴巴的電商數據，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和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的數據，可以分析一座城市智能化程度。這些數據包括智慧公共服務（在線固話寬帶繳費，物業繳費，有線電視繳費，網上掛號服務等），智慧行政服務（政府網站訪問量，辦事項目數量，查詢項目數量；政務微博數量，政務微博影響力，政務微博引導力，《地方領導留言板》答復數量等），智慧購物（淘寶和天貓B2C、C2C中，各城市買家單位時間交易金額、交易次數、好評率、所涉ID數等），智慧理財（轉賬付款、信用卡還款、余額寶理財等業務，各城市一年辦理次數、金額、所涉ID數等）。 大數據的發展，將使內參和對策研究，具有文理科交叉的復合背景。沒有較大規模的數據支撐，輿情研究就無責任感和政治性可言，不足為訓。 三、“策士型”知識分子。 有些傳統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了解不夠深入，特別是不熟悉體制內的運作，對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思路追蹤研究不夠。 而互聯網上活躍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雖然密切關心時事，但容易養成淺嘗輒止、信口開河的毛病，在一些公共議題上經常擴大社會分歧，加劇社會的撕裂，特別是官民之間的情緒對峙。 智庫研究貴在平衡分歧，在利益群體和訴求多元化的環境下，智庫以客觀公正的立場提出政策觀點，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提供交流平臺。因此，智庫所需要的是“策士型”知識分子，強調研究的專業門檻，嚴謹謙抑。 智庫研究有個立場問題。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主張輿情監測“坐北朝南”，站在政府立場解讀民意，幫助政府修正和完善決策。社會進步是“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的合力，人民網這樣的中央重點新聞網站的輿情研究機構，需要強調體制內的建設性立場。智庫思想產品的發布，也要注意內外有別，防止某些超前的研究成果公開可能產生的輿論失控。 四、寬廣的社會資源。 互聯網成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因此基于互聯網信息的新型智庫需要廣結善緣，團結更多力量。包括：黨政機關政研室、政府網絡管理部門，及時把握政策思路和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公共管理現狀；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的編輯、管理員、版主，政務微博、微信運營者，媒體微博、微信、客戶端的運營者，活躍網友，對網絡輿論全流程的各個節點全接觸，對民意的脈搏了然于心；新媒體研究者，社會學、政治學研究者，把新聞輿論學的研究與公共管理結合起來，把輿情監測作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和先決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提出，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我們覺得，協商民主體系離不開智庫研究這個重要的“程序”和“環節”。智庫的職責，就是在知識與政治之間，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架設橋梁，正如戰國時代齊國哲學家尹文子說：“所貴圣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
